引言
悬链理论，很重要。
近来，一种说法甚嚣尘上：中国的产业链外迁了。例证是：耐克产线迁至越南，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厂并称随时随地转移生产基地，戴尔不再使用中国造芯片并扬言外迁，甚至马云都将阿里巴巴总部搬到了新加坡。
汽车行业中，更是有菲亚特、Jeep、讴歌相继退出中国，斯柯达正在考虑退出；特斯拉上海工厂三期被推迟，有报道称其新工厂可能落户于印尼、韩国或墨西哥。
似乎“产业链外迁”成了一种风尚，但我们得先搞清几个概念。
一、产业链的「链」是什么？
产业链的英文不是IndustryChain，而是IndustryCatenary。
中文都是链，但含义不同。Chain指一条任意形态的链，链上每个点受力不同；Catenary是悬链，特指两端固定、质地均匀的一条链，在重力作用下自然形成的一条曲线，它的每个点都受力平衡，因此整个链条异常稳定。
金门大桥、润扬长江大桥、舟山西堠门大桥，都是应用了悬链理论的悬索大桥。
悬索大桥的核心是：缆索。它悬在两个索塔之间，形成一个近似开口向上的抛物线（其实不是），这就是著名的悬链线，也是整个大桥的主要承重结构。它向下伸出长短不一的吊杆，共同拉起一个平坦的桥面。
这种桥的玄妙之处在于，它不需要桥墩，只用悬链，就能实现大跨度架桥。
▲达芬奇《抱银貂的女子》
悬链概念，最早由达芬奇在画《抱银貂的女子》时提出。当时他就琢磨，女子颈上的项链因为哪种数学原理，才展现出这样的自然之美？可惜他和之后的伽利略都没想出正确答案，直到年，天才少年约翰·伯努利解出了悬链线方程。
它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建筑中，也在经济活动中。
如果从Chain的概念理解，可以理解为外迁让中国失去了产业链中的一部分，被更具竞争优势的邻居抢走了，中国在零和博弈中成了失意者，甚至是资本弃儿。
如果从Catenary角度理解，中国是放弃了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和高熵值资本，但重构了技术含量更高的制造业和更稳定的实业投资。
▲舟山西堠门大桥
仔细看一座悬索桥。悬链两边的索塔，可以看作是原材料和能源；悬链下的吊杆有长有短，可以看作是劳动力的数量；桥面相当于技术，一路向前；一辆辆汽车相当于企业，有不同路径可选；而悠长的悬链则是资本的逐利性，它是整个系统的关键且必须保持动态平衡。
由于悬链的稳定性，决定了资本的逐利性不会那么脆弱。
这也勾勒出了资本的大致流向：先在原材料量大价廉、人口红利丰厚的初级市场进行原始积累，而该市场也靠薄利多销与资本维持动态平衡。随资源和人口红利减少，资本会来到一个转折点，要么继续留在该市场但采用更多自动化设备、向更清洁能源前行，要么驶出主道，准备离开这个市场，去寻找下一个初级市场。
所以，当我们看到企业在一个市场经历劳动力由多变少时，其实就像开车过桥时看到吊杆由长变短一样。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既不代表这个市场一定衰落了，也不代表这座桥要塌了。车里的人不觉得是回事，大桥更不觉得是回事，但在远处看风景的人可能会惊呼：产业链外迁了！
产业链一直在那儿，只是它到了新阶段。
这个新阶段的起点，就是刚提到的悬链最低点，也是大桥的最中间。这时车辆的加速度确实很小，但绝对速度仍在高位运行。
这也是中国现在的状况：年中国GDP增长3%，人口总量减少85万。
在所有资本逐利的所有要素（原材料、能源、技术、人口、资金）中，最关键的还是人口，它基本决定了一个市场的性质和未来走向。
年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，此时第一波婴儿潮出生的50后和第二波婴儿潮出生的60后，同时进入了生育高峰，导致中国新生人口在年又达到一个顶峰（万），形成第三波婴儿潮。
过峰后，新生人口一路缓慢下行，直到29年后的年才出现一个小高峰（万），勉强形成第四波婴儿潮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正式实施的“全面二孩政策”，随长尾效应及房价筑顶，新生人口在年之后出现快速滑落。年，伴随疫情新生人口跌至万；年终于跌破万至万。
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低，仅次于年的万。
如果只看20－30岁的年轻劳动力，他们的出生年代为－年，正好处于新生人口快速滑落的区间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工厂普遍招不到工人。
更雪上加霜的是，90后大多是家庭中的独子，他们从小受到的是多达6位长辈的疼爱，让他们像父母年轻时一样去做纯体力活、接受相对艰苦的工作条件、挣着刚刚果腹的工资，却面临着天价房价和高成本婚姻，他们是不情愿的。
客观上的劳动力减少、主观上的思想变迁，让所有工厂陷入长期的用工荒。当节节上升的人力成本逼近利润红线时，所有的工厂不得不另谋出路。
这时有两个选择：产业升级、产能出海。
二、产业链「外迁」的真相
浙江诸暨，中国袜业之都，年出口额亿。近年不少工厂迁往越南、泰国。
原因简单，除了原材料上涨，最主要原因是产业工人不足。以前的劳动力主要来自贵州、云南，但到了适婚年龄后他们选择了返乡定居。而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，宁肯去做直播、跑外卖，也不愿意来东部打工了。
▲图片来源：车聚网
与此同时，工厂也在发生变化。以前袜厂需要十几道工序和大量人工，现在袜机越来越先进，开始采用线头连织技术，即一根纱线织到底就变成一只袜子。这样一来，一个袜厂只需几套自动化设备就能正常运转。
这样的自动化袜机约10万元/套，零部件的精密度较高，车间也需保持恒温恒湿，不然纱线的张力系数有变化，会影响袜子的弹性。但因效率高、更新快，很快热销。目前年产量约一万台，跃居世界首位，未来销量仍在看涨。
于是，诸暨从袜子之都，升级成袜机之都。
这个变化的核心是：以人工为主的旧产业所流失的产值，在以机器为主的新产业中得到补偿，总产值不变甚至更可能实现几何数增长。这就是一个产业升级的例子――这时你还惋惜袜厂外迁到越南、泰国么？
难道我们要一直怀念并停留在之前“出口1亿条牛仔裤才能换回一架1架波音飞机”的时代吗？如今我们自己也能生产C了，有什么不好？
▲图片来源：车聚网
同理，耐克外迁产线也有类似原因。中国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，工厂的机器化程度也越来越高，这样不再需要大量人力。事实上，后者是主要因素。
早在年，耐克便与高科技制造公司Flex合作，研究如何提升制鞋工序的自动化水平，并应用了很多新技术如：激光切割和自动涂胶。
据花旗分析师估计，通过Flex自动化工序生产耐克鞋，人工成本减少50%、材料成本减少20%，同时还能节约大量工时以配合旺季销售，相当于把毛利润率提高了12.5个百分点。如果让Flex工艺占到北美销量的30%，耐克将节约4亿美元。
更重要的是，耐克在迁出劳动密集型市场后，还能摆脱“血汗工厂”的恶名，更好迎合发达市场消费者的道德偏好。
这种名利双收的好事，资本哪有不干的道理？
这时，你再跳出来指责中国市场有问题才让耐克外迁，有点干卿何事了。而且，中国市场还有一个更特殊的地方，让耐克们不得不加快外迁。即：中国的同行有着越来越高超的学习能力，它们从简单的逆向仿造，到品牌创立，再到机械自动化，几年完成了国外资本几十年的发展之路。如果继续留在中国原地升级，恐怕连核心的Flex工艺都会被学走。
事实上，耐克的担心还是多余了。
▲图片来源：如本科技
年成立的如本科技，如今已开发出：FlexSG冷粘成型柔性鞋涂系统。利用自研的3D相机和机器人技术，可在5－10分钟内完成新产品导入，应对多种喷涂工艺，实现8－12秒/只的生产节拍。
你说，耐克不外迁还有多少活路？
至于富士康印度建厂，单看成本账有合理性：印度工人平均月薪元，郑州工人平均月薪元。但如果算系统账：供应端，苹果家供应商中48%来自中国，且8成以上在华有厂；消费端，苹果在华销量占其全球销量的21%。相当于，中国市场既是苹果的成熟供应链基地，又是其主要消费市场。出于战略平衡，富士康肯定会听从苹果、均衡布局，但不可能脱离中国市场。
因此，出现富士康派郑州员工去印度培训、富士康产能回流等新闻毫不奇怪。
▲图片来源：讴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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